证券交易法第20条第2项、第171条第1项第1款之财务报告申报不实罪，参诸同法第20条之1规定，暨依目的性解释、体系解释，及比较法之观点，目前学界及实务上均认为应以具备「重大性」为限，亦即应以相关信息之主要内容或重大事项之虚伪或隐匿，足以生损害于（理性）投资人为限，否则将与同法第178条第1项第4款之行政责任无从区分，亦与上开罪名之规范目的及刑法谦抑原则有违，然对于「重大性」要件之判断，现行证券交易法与最高法院均未提出明确之判断标准，纵最高法院曾于106年度台上字第278号刑事判决指出对于虚伪或隐匿财务报告之「内容」，为何需要通过「重大性」的检视？又判准的「量性指标」、「质性指标」应如何解释？均应于判决理由中详为说明，以为论理之依据，否则即属判决理由欠备，然仍未能解决法律适用之疑义，故已有诸多学者撰文建议未来仍应透过修法之方式，于条文中增列「重大性」要件，方能根本解决此项争议。

而近期最高法院作成107年度台上字第606号刑事判决，除肯认财务报告申报不实罪应以具备「重大性」为限，并明确提出可供参考之判断标准：「所谓『重大性』，系指其整体信息是否足以影响一般理性投资人之投资判断而言；至其判断标准，虽法无明文，然可参考相关学说及外国立法例所谓之『量性指标』及『质性指标』，作为区分之依据。所谓『量性指标』，系指对公司净利之影响在特定标准以下（依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于1999年公布之〈第九九号幕僚会计公告〉所提出之标准系5%），国内有从证券交易法施行细则第6条第1项应重编财务报告之规定、『审计准则公报第51号—查核规划及执行之重大性』，或证券发行人财务报告编制准则等相关规定，作为『量性指标』判断之参考依据。而所谓『质性指标』，系指理性投资人认为该虚伪或隐匿之信息为重要内容，而足以改变其投资决定之判断而言。事实审法院于认定财务报告申报不实是否符合『重大性』要件时，自应说明其所采用之认定标准或依据为何。」与学者见解及外国立法例趋于一致，殊值肯定，至于个案中究应如何适用「质性指标」与「量性指标」？又二者间之适用关系为何？仍有待更多实务案例之累积观察，予以厘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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